我结婚45周年了，面对保存了这么多年的长26厘米、宽19厘米的结婚证（如图），当年我和贤妻登记结婚领证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
1971年1月19日下午，我领着和我同在东风区（今新城区）东门外小学任教的女友，来到新城建设厅街中段路北一座古香古色的大宅院里，找到东风区革命委员会，走进民政科，办理登记结婚手续。
此前，我刚给女友买了新的自行车，她爱惜得竟然不舍得骑，当时街道交通管理又很严格，不允许用自行车带人，我就和她安步当车地来到了这里。
民政科的一位中年女士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俩，看过学校领导给我俩开出的证明，很爽快地为我们填写好了结婚证，又加盖了“呼和浩特市东风区革命委员会”的公章，一式两份，所不同的是，我俩的姓名、性别、年龄，在两张结婚证上的上下位置做了颠倒。然后，又在登记簿上做了详细的记录，让我俩摁了手印，前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当时压根就没有给喜烟、送喜糖一说，我俩没花一分钱就领到了结婚证，真可谓“办事者廉洁利落，领证人顺心节约”。
走出民政科，我给了贤妻1毛钱（请别见笑，我兜里再没多余的钱了），让他乘坐公交车回东门外我岳母家，我拿着两张结婚证来到新城聚隆昌街内蒙古人委宿舍母亲家里，向她报喜。妈妈接过结婚证拿在手里看得爱不释手，笑得那么灿烂开心。15岁的妹妹笑着说：“看把妈高兴的！”又说，“结婚证印得真漂亮，好好保留着。赶快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父亲和所有内蒙古直属机关干部正在唐山办学习班）。”
妈妈欣喜的是，我这个当大儿子的终于圆满地解决了终身大事。我激动的是，自己的美满姻缘来得特别珍贵，我对贤妻和岳母家的亲人都充满了感激之情。那时的我，是一个既没权，又无房，月工资只有37元的普通小学教员，是属于当时社会上所说的“臭老九”。那时，很多姑娘都与解放军官兵和青年工人结为伉俪，也有人曾经给我的爱人介绍过工人和军人，学校的一位领导还追求着她，然而她不为所动，不嫌我穷，不在乎我家庭成分（这在当时找对象，是女方首先考虑的问题），不计较我没给彩礼，毅然跟了我，这怎能不使我由衷地感激呢？岳父岳母和大小舅子们都支持贤妻的选择，尤其是岳母极力促使她唯一的女儿与我结合，这又使我怎能不感谢和敬重呢？可以说，我的人品和自身素质都还不错，又有点所谓的才能，这固然是奠定姻缘的部分基础，但主要还是岳母一家通情达理，贤妻淡泊名利不高攀从而促成了我俩的美好姻缘。
我们结婚的准备工作极其简单，暂时借了一位回东北养病的老师的住宅做了新房，桌椅是这位老师家中原有的，自己只买了一对衣箱。饭桌、案板、脸盆架、手摇风匣，是我自己做成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必需品都是按人头凭票限量供应的，母亲把全家人的供应布票集中起来，给我俩各自做了一套被褥、一身新衣服，又从左邻右舍借来肉票买肉，加工成在母亲家里为我俩办婚宴时招待亲友的佳肴。
我们的结婚典礼，是在领取结婚证的第三天，利用老师们下班后的晚上，在一个教室里举行的。在大伙吃糖、喝茶水、嗑瓜子、抽烟的同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前后只有半小时左右。老师们出钱给我们买了一口锅、两个暖水瓶，还有盘子茶杯。在这之前，有两个女老师已经在她们爱人的单位里举办了婚礼，老师们每人给她俩各出了两毛钱买了纪念品。我和爱人因为在同一单位，老师们每人给我们出了5毛钱。大伙出的钱虽少，可我感到很满足，因为当时所有的婚礼都办得很简单，没听说有哪家在饭店办婚宴的。
45年的岁月里，我俩始终相敬如宾，恩爱如初。贤妻对我信任、体贴和理解，我对她尊重、关爱和感激，又有称心如意的儿女，住着比较宽敞的楼房，我俩还能走南闯北，欣赏祖国的锦绣山河，深深感到了无限的幸福和欣慰。
45年过去了，我们将结婚证完好地保存下来，让它伴随我俩幸福的晚年，伴随子孙的发展和成长，成为我家一件珍贵的“古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