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内蒙古动车，《中国速度》作者王雄：温州动车事故后决心写这本书 温州动车事故、温州动车事故原因、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温州动车事故图片。
中国网新闻8月9日讯高铁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是很多中国人近年来的深刻感受和体验。人们关注高铁，认可高铁，期盼着对中国高铁更多的了解。最近，外文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铁路作家王雄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这部作品是作者探秘中国高铁成功之道的拓荒之作。作品系统地梳理了中国高铁发展的艰辛历程，总结了高铁创新发展的中国经验，展示了中国高铁的亮丽名片，是“中国速度”的深刻表达。《中国速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首版几天内销售一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一本书竟然如此走火？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速度》的作者、《人民铁道》报社长王雄先生。
记者：您作为一位铁路作家，又是媒体人，请问您写作《中国速度》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雄：我下过乡，开过火车，后来长期从事铁路宣传工作，对铁路有着深厚的情感。我经历了铁路六次大提速、“中原之星”国产动车组试验、郑西高铁工程建设、“和谐号”动车组闪亮登场、京沪高铁工程开通验收等重大事件，见证了中国铁路尤其是中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四年前的那个夏天，在“7·23”温州动车事故现场，我目睹了日本等境外记者兴灾乐祸的丑态，感受了网民义愤填膺的声讨，饱尝国人对高铁不理解的困惑。我曾对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徐江善主任说，我真不明白，当年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美国举国悲痛。今天我们的动车出事了，网上一片谴责声，外国人高兴，国人也很兴奋？就在事故的前20天，京沪高铁通车时，日本媒体还在公然叫嚷，中国高铁是剽窃新干线技术的产物。温州事故后，日本媒体180度急转弯，赶紧与中国高铁划清界线，指责中国高铁技术不过关。那些天，在温州殡仪錧，我看到守候在那里的日本记者、青一色的日本小女孩端着摄像机兴奋地到处乱窜，采访死者家属，发表采访感言。我想，我应该记录下这些经历，记录中国高铁发展的艰辛历程。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决心为中国高铁写一点东西。
记者：作为作者，您认为《中国速度》这本书的出版意义的关键词是什么？
王雄：我并不认为，《中国速度》写得有多么好，毕竟受制约的因素很多，像中国高铁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二十多万字的文字，只是九牛一毛。我曾经与一些专家学者探讨，为什么境外势力那么热衷于炒作“中国高铁是剽窃的，是新干线的翻版，侵害了别人的知识产权”？除了“敌对势力良心大大地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讲清楚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譬如说，有人一夜之间暴富了。别人肯定怀疑你的财富来历不明，不是偷来的，就是抢来的。因为你没有发财的时间和过程。我们过去宣传中国高铁，总热衷于强调“五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五十年的路”，这就给人一个“暴发户”的印象。在《中国速度》的写作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许多参与者和见证者，清晰地梳理出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从1990年铁道部上报《关于“八五”期间开展高速铁路技术攻关的报告》算起，到2015年底“四纵四横”中国高铁网的基本形成，中国高铁发展整整走过了25年的发展历程。因此，我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2015年11月26日李克强总理邀请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乘高铁时讲的一段话：中国高铁是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装备升级、工程建设人才成长多方面因素累积的成果。
我以为，讲清楚中国高铁发展的过程很重要。这本书的关键词一个是“中国高铁”，一个是“前世今生”。两个词连接起来，就是《中国速度》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记者：阅读《中国速度》，深感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尤其是在人物与事件的处理上，简洁明快，有一种纲举目张的效果。请您谈谈这种写作快乐。
王雄：这部作品属于事件性报告文学，即以写事件为主，讲故事，答疑问。我采用了“以线穿珠”式结构，借用电影电视“蒙太奇”的镜头连缀手法，以时间为经，经空间为纬，“全景式”报告中国高铁发展的艰辛历程。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单个人物出现在单个事件之中。人物刻画，服从于事件展示。人物只是简略地粗线条描写，重在反映不同人物共同的精神特点。这部作品涉及的内容十分宏大，若从1825年英国修建第一条公共报务铁路算起，至今铁路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其中，中国高铁25年，国外高铁半个世纪。这一段历史的起点是以蒸汽机问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在这两百年里，铁路发展迅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进程，速度改变了世界。高铁作为一种大国技术，是高新技术的集成。要表达好这一宏大主题，我以为，梳理清楚发展脉络很关键，也就是说要搭好骨架，用逻辑性的事件进行串联，纲举目张，让事实说话，让数据说话。有学者统计，全书涉及的高铁数据多达2600多个。
著名报告文学家李炳银认为，《中国速度》是一部宏伟精简、系统流畅、真实感人，史文兼有的成功作品。自然有区别于那些工程建设档案堆砌呈现，陷入矛盾施工过程叙述不能自拔，不能线索清晰重点突出而繁褥冗长等缺点的作品。
记者：《中国速度》的书名很气派、很响亮，请问您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王雄：对这个书名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包括中国高速列车创造的速度，中国高铁工程建设的速度，中国铁路的发展速度。作品中，我紧扣中国高铁速度做文章，层层递进。我先后写道：“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快‘风时速’，是1934年在美国华盛顿测到的371.5公里。”“2008年6月24日，国产‘和谐号’动车组在京津城际铁路运行试验中创造出394.3公里新时速。”“2010年12月3日，国产‘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先导段综合试验中，创造了世界运营铁路最高时速——486.1公里。”中国速度，超越“风时速”。我们的时代，是风一般奔跑的时代。“中国速度”的主题，油然而生。从广义上讲，中国速度，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本书将改革开放就作切入口，一路高歌猛进，就是中国速度。
记者：《中国速度》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我以为，关键是回答了读者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中日高铁技术之争、中国是否拥有高铁核心技术、中国高铁债务危机等，请您将有关情况简略地向读者介绍一下。
王雄：我以为，在当今中国诸多重大科技进步项目中，高铁成果是最能直接惠及让老百姓的。老百姓享受到了高铁带来的便捷和快乐，大家关注高铁，当然也就很好奇高铁。在许多人的眼中，中国高铁本就是一个谜，似乎是从天而降。不仅中国人会提问，外国人也经常对中国高铁提出质疑。这些问题如归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是否掌握高铁核心技术，是不是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二是中国大规模建设高铁划不划算，是不是很有必要？采访中，许多问题并没有现存的答案。如中国高铁技术平台问题，中国中车就有多种说法。这就是需要作者综合多方面的意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归纳，最后得出结论。在写作中，我不回避矛盾，勇于正视问题，拨开迷雾，释疑解惑。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浏览各类网站，对网民关心的高铁问题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在书中设置问题，有针对性进行解答。我以为，《中国速度》这部作品，对读者所关心的有关中国高铁的问题，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可以说基本上都解答清楚了。
记者：您在《中国速度》的采写过程中，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王雄：最大的难度是，如何清晰地总结梳理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对一些敏感问题，如高铁债务、高铁外交、高铁亏损等，既要力争说清楚，又不能触碰底线。在此之前，对中国高铁的宣传都是碎片式的、零散的，没头没尾。曾一度，高铁宣传基调偏高、号口太响，效果不佳。刘志军腐败案后，高铁宣传一度成为禁区。写作这部作品，不是组织上派的任务，也没有人领导给我定调，因为是我要写，一切都只能是由我把握，由我负责。这的确对我是一个极大考验。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我有条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采访了许多中国高铁的参与者、见证者，包括高层领导者和决策者。我有条件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冷静地思考许多问题。我的许多领导，既是领导又是朋友，一同帮助我分析问题，帮助我把关定向，我心存感激。我很庆幸，我是这个时代的宠儿，采访写作尽管很艰辛，但我收获了很多很多。
记者：中国高铁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展示了国家形象，在采访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感动的人和事？你的写作动力在哪里？
王雄：我采访过一位动车姑娘。她告诉我，她曾经与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有一段对话。那是京沪高铁刚开通时，这位美国记者随车采访。动车姑娘发现，这位美国记者对车上的什么都好奇，想必他是第一次坐高铁。列车正点到达上海虹桥站后，在站台上，这位动车姑娘用英语问道：“美国有高铁了吗？”记者摇了摇头回答说：“基本没有。”姑娘沉默了一会说，“哦，真的吗？”说完，姑娘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笑容。我很感动这个细节，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了作品里。我写道，对于一个二三十年前还在用蒸汽机车的国家来说，中国高铁值得骄傲。这种骄傲不经意地表现在列车员身上。姑娘的笑容分明在问：中国的高速列车能开进美国吗？
采访中，我结识了许多高铁司机、检修师、线路工程师，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北京动车段高铁指导司机李东晓，享有“中国高铁司机第一人”之誉。他曾担当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开通的首趟乘务任务。他曾经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演讲自己的高铁司机经历。他沉着冷静，技术高超，中央领导考察高铁，都是他担当驾驶任务。李东晓对我说，一登上高速列车驾驶室，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我多次跟随李东晓登乘高速列车采访，感受一名中国高铁司机的情怀和责任担当，获得许多真切的体验，这些都是支撑我写作的强大动力。
记者：《中国速度》图文并茂，采用了当今国际流行的表现手法，书中插入的许多中国高铁的大幅照片，非常精美，非常大气，给人一种阅读的美感。在选择这些图片时，您出于那些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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