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跑现场的价值，一句话，对于人文古树，人文森林，没有现场，就没有文学，也没有学术。我的人文古树和人文森林的文章，都是这样。譬如，三门峡的那棵树，就是那棵七里古槐。那个地方在龙海线上，地名叫七里镇，那次我本来是去河南开一个经济会议，开幕式结束以后，因为我在新闻界多年，当地报社的朋友都来看我，我就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树？他们说，有七里古槐，我听成了“稀里古怪”。我说怎么个怪？他们说带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去了，一看，还真古怪。第一眼的感觉是，树上怎么长了那么多大个疙瘩？一个疙瘩，脸盆这么大，疙里疙瘩，你踩着就能爬上去树。感觉这不是我们通常的树的概念。我有些震惊，自己当时还画了一幅画。这是我第一次用国画画树。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苦难的象征。河南这个地方就是中国苦难的缩影。蝗灾、水灾、旱灾、战火、兵燹，中国人在那里苦透了，才产生这么一棵树。杜甫写三吏三别在那里，安思之乱在那里，日本人屠杀也在那里，不管经受多少磨难，这棵树都没有倒掉。所以我就写了那棵树。没有现场，就感受不到那么多的内涵，绝对写不出来。当然，别人去了，可能也会写这棵树，但应该不会这么写。文学是形象思维，个性艺术。
说起来，这几年里，我访古树，跑森林，在中国也算走了几个“万里长征”，跑得两个腿已经不行了，关节老了，可能再也跑不动了。人文森林，一路走过来，这可能也就是我的高峰了。
梁衡人文森林作品示意图
原载于《树梢上的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
红色题材的历史揭示与绿色题材的现实抒写
李景平：您散文创作形成两大系列：红色题材散文，绿色题材散文，这恰好契合了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两条道路：红色道路，绿色道路，红色道路通向绿色道路，绿色道路承接红色道路。红色和绿色在你身上是非常明显的标志。您自己也说，古树意象是您“红”和“绿”的聚合归一。这种写作契合，是怎样实现历史发展和写作选择审美融合的？
梁衡：这个问题，从中国现当代道路看，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向问题；从个人成长道路看，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自然成长、自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社会担当历程。
就中国革命道路而言，中国革命走的是解放人民大众的道路。为人民服务，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从未提过的宗旨。中国革命就是要解决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消灭剥削和压迫，让人民大众有饭吃，吃饱饭。这是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中国革命胜利了，进入中国建设的时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解决了人民大众有饭吃吃饱饭的问题，却遇到了能不能吃好饭持续吃的问题，我们的后代能不能吃好饭持续吃的问题，所以，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就是中国建设的绿色道路了。当代中国提出两个共同体理念，一个是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实际是人类和平共处的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实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新的时代命题，是红色道路和绿色道路融合在了一起。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因为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从小受到的是红色家庭教育；读大学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称“小党校”，读书接受的是党的传统教育。我们那个年代，学生大学毕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青年，这自然是继承了红色革命传统。应该说，这种继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继承。所以，我的红色散文抒写自然是一种“红色”的继承和体现。因为基因是红色的，不可能不关爱红色。在遇到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正好也与自己自小就有的绿色情结吻合。作为记者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甚至作为官员，你的责任、使命和担当，就表现为一种绿色人文情怀和绿色人文关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关怀，是绿色情结（环境状态）的延续，也是红色情结（社会责任）的延续，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和担当的延续。
当然，我写红色文化、红色文学，或者绿色文化、绿色文学，实际上并非一种粉饰，而是一种对传统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发展了许多，也进步了许多，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思想上的混乱，政治上的腐败，作风上的倒退，社会上的芜杂，环境上的污染、生态上的破坏。可以说，我的所有文章，无论红色散文还是绿色散文，其实多是有靶子的，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现实存在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反思。反观我们走过的历史，打捞沉淀在历史底下的细节，发掘湮没于历史风尘的故事，再现消失在历史进程的人物，在人的故事里，树的故事里，真实而生动地将我所发现的一切，以文学审美的形式，呈现于我们的现实，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形成历史对现实的启示，进而重新竖起一个历史标高，使现实借鉴历史。
应该说，我的人文古树是以古树意象把红和绿凝聚在了一起，呈现为一种具象的、审美的、文学的表达。这应该就是你说的，两大系列散文，恰好与中国革命的红色历史、现代文明的绿色思想吻合在了一起。本质上这源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忧患，是红色继承与绿色担当的文学化。
李景平：您的生态散文多写山水森林，重在挖掘自然之美，或者从自然之美中感悟人类之美，以作用于人们的审美；您的政治散文多写人物，重在挖掘人物的形象之美，在形象之美中揭示人格之美，以直捣人们的心灵。这两种书写可以说展现了一种世界大美和人间大美，是一种大审美大境界的文学书写。请谈谈您在这种审美创造和文学构建上的“秘诀”。
梁衡：我的散文的色彩，其实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红中有绿，绿里有红，好的文学审美总是浑然一体的。
我的绿色散文、生态散文，过去叫它是山水散文，是作为风景来写的，现在叫它是人文森林，则是作为人文生态来写的，但风景和生态里，实际不是纯粹的自然风景和自然生态，而是有人、有社会、有精神，也有红色。
我的红色散文、政治散文，或者叫历史散文，或者叫人物散文，是作为政治来写的，是作为人物来写的，也是作为历史来写的，但政治里有自然，人物里有生态，历史里也有现实，而在历史、政治、人物里，也有绿色。
生态散文乃至生态文学，其实不应该仅仅是纯粹的自然生态的表现，而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的精神生态的一种审美混合。没有这样的生态内涵和生态外延，怎么可能是完整的生态文学？所以，我的笔触从自然生态伸向人文生态，也从人文生态伸向自然生态，要打通生态的灵性。
所以，我主张写大事、大情、大理，这也是我的文学宣言或散文理论。文学为思想而写，文学为美而作。对于散文之美，我过去讲，体现在三个层次：形象美（描写美），情感美，理性美。没有形象上的美、情感上的美、理性上的美，怎么呈现大美，怎么呈现人的精神之美和人格之美？对于生态散文，现在讲，要延伸三个层次：自然美，生态美，文化美。我曾给散文写作概括了“五诀”：形、事、情、理、典。这“五诀”，基本把大事、大情、大理、大美、大形象概括进去了。当然，生态文学，一草一叶都关情，完全可以小处见大的。
这样，文学的“大美大爱”意境就出来了，人物的“大写特写”形象就立起来了。瞿秋白，追求革命，不惜春华，从容就义，非常坦然，最后连自己的缺点都要说出来了，多么伟大的人格？周恩来，淡泊名利，无儿无女，大无大有，最后连骨灰都撒向了大海，多么广阔的胸怀？张闻天，曾经显赫，终至沉默，被埋没沉寂多年，也曾遭遇批判，但终生坚信革命，多么坚韧的精神？我的《晋祠》《夏感》《青山不老》《壶口瀑布》《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等60多篇次散文被选入教材，大概就因如此。
李景平：您提出过一个创作观点：“用文学翻译政治。”您的红色散文写中国革命，是以政治视角，聚焦政治题材，凸写政治人物，彰显政治意义。生态文明作为绿色革命无疑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另一种革命。您的绿色散文书写，是否会聚焦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典型人物？
梁衡：其实，我的多篇散文，无论是山水散文、人文古树，还是政治散文、人物散文，也都写到了绿色人物。《青山不老》《看见绿就想起你》《杜寿鹏要堵贺兰山阙》都写的是绿色人物。至于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人物，我肯定会关注，但觉得不会马上就去写。
因为我现在是以一个作家在写作，不是记者，记者写的是现在的事情，是新闻的事情，这不是作家做的事。作家写的是历史沉淀的东西，故事也好，人物也好，不是作为新闻报道来写，而是作为思想来写，作为是艺术来写。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通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但新闻结束后的文学开始，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即使是人物，也要沉淀。在新闻结束的地方里沉淀出经典的东西，普遍经历的事情中沉淀出典型的东西，没意味的现象中沉淀出意味的东西，才能凸显一种审美，也才能成为文学的形象。入选小学课本的《青山不老》就是典型的由新闻到文学的沉淀之作、过滤之作。前后已有40年。
要写的话，山西植树人物刘清泉可以写。这老先生一辈子植树，是山西有名的“植树书记”，当了林业厅长，到了县里，就召集常委会，开会干什么？一人给发一个纸条，考考你的林业知识。退休以后，背着个照相机，跋山涉水寻找古树，最后编辑出版了《山西古稀树木》，是个很有意思的人。黑龙江一个书记也可以写。这个书记，在林区看见一棵树被折断一枝，突然喊停车，司机突然踩刹车，不知道什么意思，车上的人急忙跟着下来。他说，谁把树毁了？要所有的人脱帽，对着那棵树致哀。这就属于很有个性的那种，我内心热爱这个细节。人文森林和生态文学的写作，要的就是这样的细节和氛围。
不过，有些故事，有些细节，我不会写。你刚才说到山西武乡的“红星杨”，说是朱德栽的“红星杨”，掰开树枝，里面是一颗红五角星，是很奇，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见，是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室。他从山西回来，带回一把“红星杨”树枝，掰给我看，说你也回去看看。后来我去过，也曾经想写，找了好多八路军的史料，但最后没有写成。为什么没写成？因为这是个巧合，我后来发现“红星杨”不光武乡有，别的地方也有，就是那个树种。当然，作为文学，把它演绎成八路军鲜血染红了它也可以，但显得牵强。
说实际，人文森林创作，我一个人一棵树一棵树地找，一棵树一棵树地写，比原来想象的要吃力，如果有一支作家队伍，则会好的。作为学术研究，则需要学术带头人，需要一支力量。如果哪个年轻学者看到人文森林学的价值了，进而作为自己的一种学术自觉，带领一个研究团队来做，我相信，肯定能够做出很大的成就。
（来源：《中国生态文明》杂志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