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森林人物学——人对树的尊敬与呵护，典型地体现在林业工作者身上。在自然森林中，树木是具有生态意义的生命；而在人文森学中，树木是具有精神灵性的生命。尊重树木呵护森林的人是代表人类与森林深度交流的人，理应受到社会尊重。人文森林人物学标志性作品有《青山不老》《这里有一座古树养老院》《天山脚下一棵松》《万里长城一红柳》《杜寿鹏要堵贺兰山阙》《徐霞客的丛林》等。在这些作品里，向森林致敬的人们，森林也向他们致敬。这就是人文森林人物学。
人文森林工程学——以古树或森林作为核心，创建人文森林公园或社区，有现实的文旅价值。人文森林观点认为，树的生态会影响人的生态，人文生态也会影响自然生态。过去讲树的覆盖面指树的垂直覆盖，现在应有一种新的覆盖理念：“绿灰比”，看绿（正数）占多少，灰（负数）占多少，看绿灰比例多少。马路面积、墙体面积、汽车数量、玻璃及其辐射面，是灰；绿树面积、草坪面积、水体面积、墙上绿化、房顶绿化面积，是绿。两个数字比，就是城市的绿灰比。按这个理念，乡村打造人文森林公园，城市打造人文森林社区。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华版图柏》《那一片幸存的原始林》《中国枣王》等。
我的人文森林创作和研究，特别强调古树和森林是“有生命的”这个意义。古树与生命同绿，与青史同绿，与人类同绿，人与自然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可以说，在地球上，能够与我们人类这样密切进行文化交流而又寿命最长的生命体，恐怕就只有古树了。追寻、挖掘、解读树的生命意义与生态意义，是人文森林创作和人文森林研究的文化核心。
李景平：您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是以生态视角生态思维看自然看社会，强调的是人的生态意识，而人文森林的研究或创作，则是以社会视角社会思维看森林看生态，强调的是人的人文意识。两个视角从两个方向指向了人、社会、自然，是融合着看而不是分离地看，是打通了看而不是孤立地看。那么，您的人文森林创作和研究，社会响应程度如何？
梁衡：我的生态文学创作，采写了不少有文化记忆的古树。树木森林是一个传统的散文题材，以前归在山水文学里，现在归在生态文学里。我们称“山水文学”的时候，还没有“生态文学”这个说法，但山水文学其实已经体现了生态文学的内涵。山水文学中所包含的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和美学，不就是现在生态文学的意蕴吗？
当然，我不写纯自然的树，虽然有人写纯自然的树也写得很美很文学，但我不写。就像前面说的，我是调查挖掘树上的历史记忆。所以我称之为“人文森林”“人文森林学”，从文学和学术两方面看，可以认为是生态文化。这就和林业院校讲的“自然森林学”不同，“自然森林学”注重的是树与人的物质关系，人文森林学关注的是树与人的文化关系。
这种文化关系是双重的，既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树看人，也是从人文生态的角度看树看人。这就是，树是自然的树、生态的树，也是社会的树、文化的树；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又是自然的人、生态的人。我们从树的身上可以看出人的历史和文化，从人对树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树的生态和历史。所以，研究人类，就要研究与人类发生关系的古树和森林；研究古树和森林，也要研究古树和森林承载的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说到底，是要以创作的影响、学术的影响，引起社会的响应，从而获得一种影响社会影响现实的效应。
创作出版。作为生态文学的人文森林，以2012年《人民日报》发表《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为标志。从人文森林作品诞生到目前，我已经采访创作31篇人文森林散文，结集出版了五个版本的人文森林文学作品集。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外文出版社同时出版《树梢上的中国》（中、英文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购买版权出版《树梢上的中国》，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梁衡人文森林》。商务印书版《树梢上的中国》已印刷四次，脱销，马上出修订本。2018年8月在上海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国内媒体报道了《树梢上的中国》出版新闻和作家专访。2018年，《树梢上的中国》被评为商务印书馆当年社科十大好书，并荣登中国出版集团“中版好书”榜。2019年，《树梢上的中国》入围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20年入选《中国绿色时报》“2019自然好书榜”。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获评生态环境部第一届“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第一名。
学术研究方面。我2012年在国家林业局提出“树上的文化”概念。2013年在第六届全国生态科学研讨会上发表《重建人与树木的文化关系》，阐述人文森林理论。2013年《中国绿色时报》发消息《建议创立人文森林学实施人文森林工程》。2019年在南京林学院讲授人文森林学，在西南林学院讲授人文森林学，被聘为客座教授，标志着人文森林学进入高校。2021年5月受聘担任国家林草局科普首席人文学者，标志这门学问为官方所接受。到目前，已在全国作了30多场人文森林学讲座。
工程建设方面。2016年5月，“陕北府谷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建成剪彩，标志着中国第一个人文森林公园建成，也意味着人文森林工程诞生，成为中国首例因文成景的文旅工程，显示了人文森林生态文学的实际作用。当时《人民日报》专门发文《高寒岭上文成景》来记载此事。
创作“人文森林”散文，创立“人文森林学”，实施“人文森林工程”，意在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借森林来保护文化，借文化来保护森林，这是生态文化的细化升华。古树是活的人文博物馆，见证了树的灵魂在历史天空激荡，也见证了人和历史在森林世界闪光。人永远无法脱离自然，人应在尊重自然中追寻可持续发展。
人文森林的现场体验和生态文学的田野调查
李景平：您曾经说过，您原想要写100棵人文古树，但实际写作中每一棵古树，都要做历史研究和田野考古，来回数千里，采访三四遍，耗时好几年，一棵树的写作成本是够大的。那么，在网络信息四通八达的今天，查阅调取资料点击可得，您花费如此功夫写一棵树，实际都要做哪些采风调查、历史研究和田野考证的事情呢？
梁衡：知道我在写人文古树和研究人文森林，国家林草局的同志老给我介绍，说你不是要找树吗？我们这里有树。他们那里是有全国树的档案，200年以上的多少，600年以上的多少，1000年以上的多少，要树有树，要数有数。但这个不是我要的，虽然一棵一棵树都是活的，但没有进入我的人文视野，不合人文标准。所以，我必须到现场，找我要的人文古树和人文森林。
因为是个新学科，必须去做田野调查；因为人文古树是文学写作，而文学是必须要有现场感的。这两条，决定了我的写作和研究，必须到现场去。
现场发现。我如果不去现场，打个电话跟人家要资料，人家不懂你是在干什么。你得去告诉人家我找的这个人文古树是个什么概念。一棵树，当地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树的神话传说，我说这个不行。虽然广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但不是我要的文化。我要的文化是可以做历史的，必须有真实的历史。这样的树，就很难找。所以，第一次去现场，等于是做个科普，下个订单，告诉人家我要什么树。之后，人家有所发现了，说你再来一趟好吗？第二次去，就看这棵树上发生了什么历史故事，和什么人物发生过关系，然后寻找资料，核查历史，确定内容。第三次去，就要感受体会这个树所附着的历史故事的人文内涵了。核实这些东西，你不到现场，是永远抓不到的。一般一棵树跑三次，都得到现场去发现。
现场挖掘。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引进一个词，外国叫田野调查，考古必须作田野调查。我找人文古树，无论作为文学，还是作为科学，就相当于考古，你不去考，没人给你准备资料。不要说一去几百里几千里，不如在网络上找找省事。是的，现在网络发达，许多资料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但是在网络上没有这个。谁给你提供这个？网络上即使有，也不是这个角度这个内容。必须到现场，才可以调查、考证、挖掘出古树所蕴藏的深意，才可以打通采风采访、调查研究所获的内容。你想，一棵几百年几千年的古树摆在那里，你只知道有这么一棵古树，和你站在古树跟前看着这棵古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现场和不在现场所发掘的内涵也完全不一样。
现场感受。何况，你是把它当作文学来做，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如果是单纯考古的话，我也可以委托人把它弄完，或找一个团队弄完就行。我这个是文学，文学必须作家亲自到现场。文学是蕴含感情的写作，你必须去感受，你必须去发现，你必须去发掘。没有身心的投入，你怎么进入创作？没有现场的感受，你怎么写出一种感觉？你不去到现场去感受，怎么会有现场感觉，怎么会有现场融入，怎么会有现场启发？所以我坚持写文章必须要到现场，一定要到现场，看现场的实物，找现场的实感。即使古代的现场已经不存在了，但你去看生态、看环境、看氛围，你受到的现场冲击，就和别人讲给你的现场不一样，就和别人的现场感受不一样，这样才能有你自己的文学。
譬如，我写左公柳，就得去看左公柳，一看，想到当年左宗棠是怎么抬着棺材栽树进新疆的，那个感觉顿时就出来了。所以我说中国一部近代史，居然是由两棵树做标志的，一个是西北高原的左公柳，一个东南沿海的沈公榕。这个沈公榕是怎么发现的？中国近代海军，是从马尾船厂开始的。马尾船厂是建厂先栽树，沈葆桢亲自栽了一棵榕树，就成了马尾船厂的象征。我2016年写这棵树的时候，这棵榕树已经活了150年了。当时，一个作家朋友在那里写报告文学，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梁总，马尾船厂要搬家了，但是一棵树搬不走，这个树如果没人保护，就可惜了。朋友知道，我2012年开始写树，到2016年已写了好多树，就说，你赶快来吧，不来就晚了。我去了一看，嚯，这棵树，遥望大海150年，一部中国近代海军史啊！这树里有中国海军的百年历史。
本来，马尾船厂是朝廷要让左宗棠去办的，但左宗棠当时要去西北平定叛乱。晚清时代社会腐败，负责任的大臣不多，朝廷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干这个事，左宗棠想来想去说只有沈葆桢，就推荐了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当时正在家里丁忧。左宗棠就动员他，他说我是当地人，当地人关系太复杂，我不干。后来又说，开造船厂，没钱怎么办？左宗棠就帮他贷款，找红顶商人，找到了浙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来出钱。最后把沈葆桢推上去，他才去西北平叛种树。沈葆桢这个人很有意思，不干则罢，只要干了，没有干不好的。他上任就栽了一棵榕树，这棵榕树，150年，和中国第一个船厂一起成长。所以我说，中国的两棵树，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史。你不到现场去，绝对发掘不了这个故事，绝对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文学是人学，得挖掘人的思想感情。
李景平：人文森林或生态文学是要追求在场感的，徐霞客在山水间行走多年而有《徐霞客游记》，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住两年而有《瓦尔登湖》，胡冬林在长白山一住五年而有《山林笔记》，李青松在自然奔跑多年而有《万物笔记》，您走南闯北几次历险而有《树梢上的中国》，这应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生态文学现场的寻找。请谈谈你的故事。
梁衡：徐霞客我写过，他是颠沛流离，奔波一生，才有了《徐霞客游记》。李青松是我的老朋友，他在国家林草部门任职，自然要全国到处都跑。别的作家怎么跑现场，肯定是什么状况都会遇上。我呢，是在黑龙江原始森林里，差点出事。当时是受到了蜱虫的攻击。蜱虫这小东西，会钻进肉里，钻进人的身体，吸血，注射毒素，攻击人的神经系统，危及人的生命。
我去黑龙江的时候，这种虫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当地，每年5月1号开始到7月1号要打防御针，这个期间是高发期。林业工作者都要打，进入森林的人也要打，相当于打疫苗。我去的时候，是6月30号，正好踩在这个线上；他们接待我的人也大意了，也没给我讲这个事。那天从森林里出来，我洗了澡，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摸，在脖子这儿，虫子进了肉里，他们吓了一跳，没出林区就赶紧开刀，把虫子取出来。这个虫子取完了，中午回到哈尔滨，住在林业局招待所吃饭，我一摸，腰上又一个虫子在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