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者：
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
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者：
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
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者：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
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总监制/徐能毅责编/刘文韬编辑/陈蓉制作/付天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