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包头市工作团全面“接管”包头后，开始对经济落后、百废待兴的旧包头进行“改造”。“当时市委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一方面抓生产，一方面抓民生。”葛桂林说，工作思路确定后，大家都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工作团成员每天早晨坚持理论学习，通过自学、讨论和听报告等形式，掌握更多做城市工作的方法。
首先开始的是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了更好地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到面粉厂、电厂、皮革厂、自来水厂等工厂和街道、社区中做群众工作，这项工作很快见到了实效，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些工人向我们反映情况、提意见建议，另一些工人积极配合我们做群众工作。”葛桂林说，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很快一些优秀的群众被培养吸收到新政府的各个部门中，充实了工作团的力量。
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当时的工作中心。“当时包头的经济状况非常差，物价飞涨、物资匮乏。郑天翔同志专门几次去北京请求支援，并从陕坝、五原等地调运来了粮食，后来粮食、百货、土产、皮毛、医药等国营公司进入包头，并随着治安的好转，经常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市委还把国营公司的同志吸收为委员，经常跟他们了解情况，帮他们解决问题，通过这些举措使经济状况逐渐好转。”葛桂林说，全市上下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摆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当时像发电厂锅炉检修这样的事情，郑天翔同志都要亲自到现场去看，锅炉检修的进度都要列入市委议事日程。市委一再强调，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发展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废保建政工作。“废除国民党保甲制后，按照‘以傅（指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的模式建立了新的政权，许多起义人员担任正副职，如包头军分区司令员王雷震、副市长王金泉等。他们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加上傅作义、董其武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绝大多数人都是自觉接受起义改造，自觉站到人民的立场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量才录用、各得其所的原则。”葛桂林说，基层建政工作就是建立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他就在北梁地区参加了民主建政工作。
“包头的土改工作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我们基本实行的是和平土改政策，就是按照政策把多余的土地收回分给贫下中农。由于包头是较晚进行土改的，对敌形势已不太严重，本地的地主也比较少，所以压力不是很大，一个冬天就基本完成了土改任务。”葛桂林说，土改后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也慢慢恢复了。
“当时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户口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来到包头后，我们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清查，对清查出来的3万多‘有问题’人口逐个进行摸底，该法办的法办，能上户的上户。同时，完全废除了国民党的司法制度，对旧的司法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执行我们新的法律制度，郑天翔同志还从北京政法大学‘引进’了一些人才，充实了我们的司法队伍。”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工作团成员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和大家的不懈努力，包头的经济开始逐步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开始提高，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从“大乱”到“大治”的过程。“1951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将包头作为华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1952年召开了全市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会议把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确定为当前工作的中心。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包头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张鹿园）
